你写毛什么？
[美]Erik Eckholm（《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副社长）
在五十年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共产党中国还在欣然接受对这位伟大舵手的虚构，而让事实湮灭。
1992年，退休了的图书编辑朱正读到他的一位朋友写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一篇短文。当年，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批评革命之后，五十多万人受到清洗，自己反倒被加上了敌人的污名。
朱对这一话题产生了特殊的共鸣。1957年，作为中国南方城市长沙的一位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他被贴上“一株毒草”的标签，随后在一个劳教营砸了几年石头。朱回忆道，读了友人文章之后，他一心想要细说这段历史。和许多过来人一样，现年68岁的朱把1957年这一场运动视为重大的转折点，开始了一连串造成灾难的祸乱，到1976年因为毛的死才算终结。
因此，在紧张的1993年一年里，曾经出于革命热情而不考大学、自称为“小书生”的朱，仔细查阅反右时期的档案记录和报纸，采访每一个愿意一谈的人，最后草成一部书稿，“1957年的夏季”。
这以后他开始寻求出版此书。终于，河南人民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因为要与党关于记述党史的种种规定保持一致，出版人一开始就将这部手稿呈交给新闻出版署审读书面用语的几位主要的监护人，该署位于北京，受制于中央宣传部。
反应来了，在1996年4月的批复当中，这份批复由党史研究室三位学者起草，书稿就是被提交给该机构处理的。批复说，“总体上看，该书资料丰富，述之有据”，他们还带着显示优越感的高雅，附上一句“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
但是，在强调了这部书稿涉及“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之后，这份批复——其敌意掩饰在典型的、乏味的党样文章当中——接着指出“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这批复明确地说这部书稿“对于1981年‘历史决议’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的精神，尚需有必要的、实事求是的反映”。这里提到了一份关键性的文件，近二十年来，这一文件为毛时代的学术研究设置了种种界限。
审查员们对朱的这份批复，要求删除一些引自毛的引语，这些引语当年流传过但后来出版毛著因为有所妨碍而被删节。批复着重提到了“分析和评论也需要再斟酌”的章节段落，还反对列举那么多迫害者，“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并且告诫朱要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
10月1日，中国将迎来五十周年国庆，五十年前毛在天安门广场面对着欢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鼓足了劲儿，以最熟练的共产党方式，骄傲当中也掺杂着不安，准备让北京焕然一新。这个大日子的主要节目是缜密地精心编排的14万人游行——从戴着红头巾的共青团员们到中国最新的弹道导弹一应俱全。游行队伍将在毛的巨幅画像下通过，这画像常年悬挂在天安门上，面向这位伟大舵手的陵墓，那里展示着他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
目前统治中国的这群人，要庆祝共产党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以及必然的明日荣耀。他们一定会把昨日一带而过。为了保持以一种毫不畏缩的眼光看待共产党的半个世纪，领袖们最后想到的才是规则。
忏悔或许会惠及灵魂，但是把往日苦难和盘托出则会危及一个独裁政府。今日中国的领袖们，包括国家主席江泽民，惊骇地看着苏联共产党垮台——因此他们认识到，1987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允许探索苏联历史无禁区的决定助推了苏联的垮台。后来，他们对法轮功——这一年较早时候举行了一场非法抗议的宗教运动——的无情镇压，是其不安稳感觉的进一步证据。
中国的问题是以悬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巨幅画像为象征的。毛是中国革命无可争辩的缔造者，也是党所声称的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创造者。然而他也是怪诞的、间或残忍的运动的发动者，这些运动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发展。除反右派运动之外，毛的运动还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在经济上极其愚蠢，饿死了数千万人；文化大革命的恐怖，从1966年一直延续到毛死去的1976年。
邓小平开创了今日更加开放的、充满生机的中国，他是努力解决毛问题的首位领袖。随着他在毛死后数年执掌权力，在通过种种市场改革振兴经济的同时，邓一心想要维持稳定。在他指引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他明白他担负不起与共产党遗产——毕竟这也是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一刀两断的责任，他尤其不能把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幅巨像拿下来。于是，他主持了一轮对官方历史的润饰。
“宜粗不宜细”，在1981年的一场讲话中邓说到，涉及党史的新准则形成了，“团结一致向前看”。邓想要掩盖真相，还有一个私人原因：他曾经是反右派运动的主要实施者。
中国的历史学科、新闻报道和公开言论必须遵守那份1981年的文件不变，固执都到了惊人的程度，该文件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担负不了抛弃共产党遗产的责任，他便尽力把最引人注目的、酿成灾难的大事件解释为偏差。结果，1981年决议努力地在不太有损于毛——或者邓本人——的同时区分包裹罪责，这几乎可说是荒诞的。决议表明，毛是一个违背了他自己的思想的人，文化大革命被明确描述为错误，毛在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发动了文革，他的错误观念包括：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篡夺了党，必须“继续革命”。这些“错误论点”， 这份文件说，“明显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这份决议说，1957年的清洗肯定是必要的，提出的理由是有些“右派分子”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不过，决议也承认了这场清洗失控了，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大跃进，因为毛“急于求成”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强力推行公社制农业和缺乏专业培训的大炼钢铁。
在对毛的总体评价中，这份文件把他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文件的一个结论，中国官员们至今还在鹦鹉学舌一般地重复：“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邓的那些原则坚持不变——这些问题正因为太富于刺激性而不容再讨论。最近的一些事件也照此办理，比如1989年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时对学生的屠杀，政府只管审查和拘捕。每个人都本能地知道界限。
今天，想要支配历史的种种企图都是徒劳的。不错，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事实上毫无例外，都还在枯燥乏味地紧跟当局划定的路线。但是，许多中国人经历了灾祸，明白历史是被粉饰过的。现在，因为互联网，因为有那么多中国人留学海外，西方出版的那些令人震惊的记述许多学者也都有所了解。
而且，追求利润的中国出版商们源源不断地供应回忆录——通常是由退休的党内高官撰写的——以回应明显的公众怀旧，这些回忆录充满了凿凿证据，巧妙地避免推论到国家政策，很小心地不去归咎于某些领袖，大都通过了审查。除了明摆着过于敏感的问题——比如朱写1957年运动的书稿——以外，出版社一般自行决定一本书是否需要事先经党审查。通常，作者和编辑们自己修修补补，然后出版发行，然后祈求引起足够大的轰动，可以刺激销售但是别招来麻烦。
那么，为什么党的领导们还要烦恼呢？事实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生命周期的这个成熟期，没有谁真的希望人们会相信千篇一律的历史，或者相信相关政治言论中的空洞语言。“领导自己也不信这个，”朱说，“但是他们得让其他的每个人都说他们信这个。大家都在演戏。”由于大多数人同意演戏——大多数人确实是在演，通常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当前中国有貌似合理的解决之道——这台共产党好戏才可以继续下去。
结果，朱不得不在他的书中删去超过十分之一的材料，这书最终于1998年出版，印了很可观的三万本，几乎销售一空。他接下来写他的自传“小书生大时代”，带着对迫害者们纯粹创造力的敬意，写了在毛的历次运动中被辜负的希望和几近荒谬的一连串厄运。后来，因为这部稿子没有直接分析党史，今年由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事先未经审查。
利用近年来获得的新资料，连一些党员学者对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也发表了更具揭露性的记述。甚至，从前一些涉及毛时代的主要手稿，因为越过了1981年划定的那条线，被冷落在了办公桌抽屉里，现在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志同道合的学者当中传阅。
从中规中矩的角度考虑，共产党要出版一部官方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的新史，厚厚的第一卷在1990年代早期问世，所涉及的时期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9年党的胜利。
第二卷，涉及从扭曲年代一直到1978年，预计在今年年底出版。然而，过早提出重新评价毛或他那些毁灭性的运动，或许是个错误。第二卷的一位主编，恰巧是1996年相当高雅地审查朱正书稿的那三位党员历史学家之一。
照片说明：为了他的书能出版，朱正——下图——不得不放弃那些可能会让毛很难看的引文。
《纽约时报》杂志（1999年9月5日，第64页）